潘东周：精通六国语言让张学良惋惜愧疚的红色谍工
他曾担任周恩来同志的俄语翻译，同时亦为张学良将军所深信不疑的中校机要秘书。受命潜入国民党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他向党和红军输送了大量重要情报。然而，在29岁那年，他不幸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他就是中共情报史上赫赫有名的年轻杰出特工——潘东周。
才华横溢的“文胆”
潘东周，亦称潘东舟，别署文育、文郁等，别名潘玉华，笔名有冬舟、问友、闻友等，1906年诞生于湖北襄阳。
1922年，潘东周，当时年仅16岁，成功考入了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初次领略了马克思主义的魅力，而他这一思想的启蒙者，正是当时该校任教的，我党早期的杰出党员萧楚女。
1925年，五卅惨案激起了湖北学生群体的强烈愤慨。彼时，潘东周已崭露头角，成为学联的中坚力量。作为湖北学联的代表人，他重返曾就读的第二师范学校，积极领导学运活动。不久，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紧接着，又庄严宣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高潮期，潘东周与其他共产党员一样，跨党加入了国民党。受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的委派，他以党部特派员的身份，返回故乡襄阳，投身党务工作。
1925年8月，在苏联的鼎力支持下，莫斯科成立了一所名为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的高等学府。该校的招生对象包括国民党及共产党成员，旨在为两国党派培养优秀人才与骨干。潘东周，与胡伊默、伍修权等11名由湖北选拔的学员一道，乘坐苏联煤炭船只，自上海启程，于11月初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中，潘东周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与王明同窗，与博古亦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而融入了这个紧密的小圈子。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首都莫斯科隆重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举办的全国性代表大会。对于潘东周而言，此次会议无疑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潘东周还肩负着大会翻译的重任，由王明举荐，他笔译并整理了大量文件与资料。在会议期间，潘东周先后为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向忠发、项英等中共领导人提供俄文翻译服务。他的俄语造诣及工作表现赢得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赞誉。此后，潘东周留在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秘书长一职。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此次大会的会址位于莫斯科郊外。
岁末之际，潘东周受命返回祖国，肩负起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重任，全面主持中宣部的日常运作。此外，他还担任了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布尔什维克》的副主编，为这两份刊物撰写了众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社论和文章。在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期间，潘东周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不仅是李立三的得力左膀右臂，更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智囊，担任向忠发秘书期间，他曾代笔起草了一份长达九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同志书》。1930年7月，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年轻的潘东周当选为委员，他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残酷的政治斗争无情地将潘东周的人生从巅峰推向了低谷。
宣传马列的“离党者”
1930年1月的一个清晨，王明于英租界遭巡捕拘捕。他心中恐惧与紧张交织，辩称自己不过是寻常学生，闲逛至此。巡捕告知他，若能筹得些许资金，便有望从巡捕房脱身。王明听闻此言，惊喜交加，未经深思熟虑，便立刻挥笔书信，嘱托巡捕转交中宣部秘书潘东周，恳请其汇款以救他出险境，并询问同僚的联系方式。此举实际上导致了信息的泄露。潘东周在门前接收信件，后门却立即溜走，迅疾向中央发出警报。中共中央随即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及时通知所有可能被王明所知的同志迅速转移住所，以确保安全。
巡捕未收到分文，自然不肯放王明离去，幸而并未将他引渡至上海的国民党当局。共产国际得知此事后，米夫遂委托“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瑞士籍法官牛兰夫妇出面进行营救，并支付了大量保释金，方才将王明从巡捕房中解救出来。然而，此事导致王明遭受党内警告处分，并被调至总工会宣传部担任《劳动》报的编辑。对于此事，王明并未反思自身之过，反而将怒火转向潘东周，认为潘有意与他为敌，故意放大问题，因而心怀怨恨。
在此期间，潘东周依然在党的理论领域保持活跃。正当“立三路线”走向巅峰，即1930年8月，他仍担纲“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之职；随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由《红旗》与《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潘东周亦执掌总编辑一职。潘东周在党的《布尔塞维克》、《新思潮》等刊物上发表了众多文章。继郑超麟之后，他成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并且是中共中央实际领导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鼎力支持下，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脱颖而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他又被增补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而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王明随即以清除“立三路线”为借口，对原来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进行了严厉打击，并对他们的工作进行重新分配。在此过程中，潘东周被调自上海至北平，担任中央北方局（后更名为中共顺直省委）的宣传干事一职。
当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于上海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拘捕，于递交自首书后的第三日不幸遇难。其后，党内的众多组织遭受重创，党的领导人或是被捕或是背叛。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擒，亦向敌伪自首，导致河北省委下辖包括北平在内的诸多机构遭受严重破坏。彼时，潘东周负责北方局的地下联络事务。7月21日，他接到指令前往北平西交民巷邻近的文宣公寓进行秘密会面。却因不知晓地下机构已遭廖化平出卖，不慎落入国民党北平特务机构的掌握。初至北平便被敌人捕获，对潘东周而言已是意外；然而，更令他惊愕的是，廖化平背叛组织后投靠了军统，不仅出卖了党组织，还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审讯。潘东周系自上海党中央来，且颇有声望，廖化平对其背景了如指掌。在意识到与敌人斗智斗勇、否认党员身份已无可能的情况下，他在审讯室中果断坦白，自承是一名共产党员。
潘东周之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瞩目。黎天才，本名李渤海，乃前共产党人士。1927年10月，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他，遭张作霖旗下奉系军阀拘捕。在遭受严刑拷打与灌入粪汤的折磨之下，他不得不屈服，更改姓名，投身奉系，并赢得张学良的信任，进而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政训部秘书以及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张学良，一位惜才之人，将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文科高才生收为自己的弟子。
黎天才虽曾背离中共，协助敌方说服被捕的革命战友投降，然而在张学良麾下，他亦为中共谋取了不少利益。他久仰“大秘书”潘东周之盛名，便趁机运用职权，将他保释。在黎天才的游说与特务的胁迫之下，潘东周，一个对未来感到迷茫、却又渴望追求学问的人，被迫签署了“自首书”，随后公开发表声明脱离党组织，从而得以重获自由。到了1931年8月28日，潘东周被中共正式开除党籍。
1932年8月与1933年3月，潘冬舟以笔名发表，并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发行的《资本论》。
脱离党派之后，潘东周的心情颇为沉重，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始终未变。他心怀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切关怀，决心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潜心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三册。这与其前任陈启修翻译的第一册一同，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在中文世界中的最早译本。同时，潘东周在冯庸大学坚定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政策。在此期间，曾有一位赏识他的军统头子戴笠派遣人邀请他前往南京工作，但他婉言拒绝了这一提议。
卧底剿匪总部
中共北平特科对潘东周被捕后的行为进行了深入调查，尽管他遭受胁迫而被迫自首，但他坚决未向敌人透露党组织的情况，也未随特务前往指认任何工作关系，并且仍旧坚持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恰逢此时，新成立的北平特科迫切需要人才，他们认为潘东周的“灰色”身份对于从事地下工作更为有利。于是，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派遣特科成员周怡前往拜访潘东周，劝说他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潘东周表示，只要党组织依然信任他，他愿意重新投身于党的革命工作。
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向往与热爱之情所驱动，在脱离党组织两年之余，潘东周毅然决然地再次回归，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重返革命行列，潘东周的气质焕然一新，从内到外都洋溢着明朗的光彩。他逐步摒弃了书卷气，有意识地在与人的交往中磨砺着不露声色的圆滑与深谋远虑，以更好地适应情报工作的特殊环境。为了确保潘东周的安全，党组织特地安排了在北平市公安局任职的特科成员杨青林与之建立单线联系，潘东周所获取的情报均由杨青林转交至党组织手中。
获悉戴笠曾派人接触潘东周，特科便示意他主动与戴笠建立联系，以便获取更多信息。戴笠邀请潘东周前往南京“拜访”，潘东周欣然应允。正如预期，戴笠意图将潘东周纳入军统旗下，潘东周遵照特科指示，向戴笠表示，“旧日的奉系友人已经接纳了我，不便如此迅速地背弃旧交而投向新主。”面对无法挽留潘东周的现实，戴笠只得约定未来双方可以携手合作，互享情报。
在此时期，黎天才受张学良委派，担任奉系东北宪兵教练处中校教官。潘东周若欲搜集军事情报，黎天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此，他与潘东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黎天才全力以赴协助张学良，在东北构建情报网络，因其在情报工作中的杰出表现，深得张学良的信任与青睐，随后被调入张学良麾下，担任北平绥靖公署参事一职。
一是争取张学良，二是搜集军事情报。在接触过程中，黎天才察觉到潘东周背后有中共组织的支持，两人心照不宣，各自满足了对方的需求。
1934年1月，张学良完成欧洲之行，返抵国内。蒋介石遂任命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并暂时代理总司令一职。黎天才则被委以“剿总”政训处少将副处长的重任。他敏锐地察觉到张学良对共产党革命理论的浓厚兴趣，遂将马列主义学者潘东周引荐给张学良。潘东周与张学良初次见面便赢得了张的青睐，他博学多识，尤其对时事的独到见解，令张学良深为折服，视其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潘东周亦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少帅效力的意愿。于是，张学良将潘东周从北平调至武汉，亲自委以“剿匪”司令部机要组中校秘书之职，并由黎天才担任组长。此一岗位使他得以掌握“剿总”所有机密情报。
1934年1月，张学良（右侧）归国于欧洲之行后，随即受到蒋介石的委派，担任鄂豫皖三省“剿总”的副总司令一职，并临时代理总司令的职责。
张学良对于工农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中取得的辉煌胜利感到困惑，尤其是在他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期间，从东北军中调动了八十余个团的兵力，试图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却意外地被徐海东指挥的红二十五军击败得惨不忍睹。这种挫败让他深感疑惑，因为即便在武器和装备上，红二十五军也远不及他的东北军，却能够使他的围剿策略彻底失败。他开始思考红军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并认为有必要深入探究。同时，他内心或许也存有私心，试图探寻是否有可能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
他委派“剿总”总部的机要组长黎天才负责，召集人员搜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理论、历史、人名、术语等各方面的资料。参照《辞源》的编纂方法，黎天才要求按照笔画顺序，分门别类地整理编写一本小册子，定名为《匪情辞通》，旨在作为各部队分析研究红军情况的辅助工具。黎天才将这项任务下达给了潘东周。潘东周每天闭门不出，一边抽着纸烟，一边用铅笔在便条上草拟内容，历经一周便完成了编写工作，并将成果呈交张学良审阅。张学良对潘东周的博学多才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自撰写了一篇序文。自此，《匪情辞通》成为张学良随身携带的书籍之一。
“这位是我的恩师，他正在教导我研读《资本论》。”
蒋介石下令处决
1934年10月，国共两党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之战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积极向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大举借款，用以购置武器装备，同时聘请外籍军事顾问与专家，以此增强对中央苏区的直接进攻力量，兵力规模达到了五十万之众。蒋介石亲自驻扎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此次“围剿”行动。张学良则担任“剿总”副司令，一线负责具体执行任务。
潘东周迅速将“剿总”的军事情报传达至北平特科，北平特科则立即电告中共中央，或通过秘密渠道传递至苏区。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红军得以屡次抓住机会，化险为夷，转败为胜。然而，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持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采纳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略，反“围剿”的后期陷入了完全被动的境地。身处敌后的潘东周，每日目睹并听闻中央红军的败绩，内心焦虑如焚。他一边密切关注战事进展，一边加快搜集军事情报的步伐。
张学良下令黎天才组建机要处，黎天才遂推荐潘某担任中校机要秘书，紧随张学良左右。为了强化各“围剿”部队间的联系，武汉“剿总”参谋处编制了一份包含所属部队番号、团级以上主要领导姓名、兵力及驻地的详细名录，并将其作为机密文件，依照惯例分发给团级以上军官以及“剿总”直属的各厅、处、组。潘东周所在的机要组亦依照规定领取了一份副本，由他负责妥善保管。借此，潘东周得以掌握鄂豫皖“剿总”的核心军事机密。
此刻，北平特科派遣杨青林特地前往武汉，与潘东周秘密会面，寻求敌军兵力配置和作战行动等关键情报。杨青林此行是受北平特科新任负责人李光伟之命，而在此之前，特科的创始人吴成方、肖明及周怡等人已相继被调离岗位。随着战事日益激烈，情报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面对面前堆积如山的文件，潘东周在内心权衡利弊。这些是他亲手处理的机密军事情报，对于正处于激战中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鉴于办公室条件所限，他本想将文件带回家，让妻子廖素丹协助誊写。然而，此举风险极高，一旦被发现，其身份必遭泄露。但若不带回家，则无法迅速将情报交予杨青林。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冒险一试。凭借在“剿总”期间的出色表现，他坚信自己既能获取情报，又能巧妙避开周围人的注意。夜幕降临之际，他悄悄将包括“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在内的机密文件带回家中，与妻子共同誊写。
◆颁发潘文郁烈士证书。
杨青林携带着机密文件返回北平后不久，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便遭遇了驻北平宪兵三团的严重破坏。在此事件中，共有20名特科成员不幸被捕。在宪兵三团逮捕特科成员贺善培的过程中，于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号其住所内，搜获了大量情报资料，其中便包括了潘东周所提供的至关重要的机密文件。
1935年春的一个清晨，张学良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紧急密电，电文中指示他即刻逮捕并监禁“剿总”秘书潘东周。电文内容透露，根据北平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以及北平市党部的密报，河北省委被破获后，发现鄂豫皖三省总部的机要秘书潘东周涉嫌与匪徒勾结，且证据确凿。潘东周在黎天才的庇护下，早已秘密策划匪谍活动，现令其立即来京。
张学良素以重义气著称，他曾对黎天才言明：“张某我从不背弃自己的袍泽。”他向蒋介石发去电报，恳请对潘东周从轻发落。为掩人耳目并防范特务对潘东周的暗杀，他下令将潘东周从机要组办公室秘密带走，并将其安置在司令部自己的官邸内，实施保护性监控。他交代部下，确保潘东周的饮食起居得以便利，并给予一定的人身自由。
蒋介石随即火速发出急电，催促办理此案。同时，他将从北平搜获的密件作为确凿的凭证，寄送给张学良，要求他将“共谍”潘东周押送至南京，依法进行审判。然而，张学良不愿被人指责赏识与重用的人涉嫌“通敌”，便趁其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之际，将潘东周一同带往南京，以此表示对蒋介石命令的尊重与服从。在蒋介石的别墅中逗留了十数日，张学良还请潘东周讲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在会议期间，张学良得知潘东周的嫌疑虽重，但并未找到足以证明其身份的中共卧底的确凿证据，案件仍在调查之中。因此，会议结束后，他又将潘东周带回武汉。
“我绝不会逃跑，若我离去让你承担后果，那便不是人应有的行为！”黎天才将潘东周的按时归队以及他的这番话转告给了张学良，张学良对潘东周的气节与品德更加敬佩，随即提笔写下了一封信，安慰潘东周不必惊慌，安心居住在张公馆，并承诺将竭尽全力解救他。黎天才始终坚信潘东周并非“叛徒”，而是“脱党者”，并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及，正是因为这一信念，他才会将潘东周推荐至张学良身边。黎天才与潘东周，虽然道路各异，却最终殊途同归，将原本对蒋介石失望的张学良推向了“革命”的道路，这正是潘东周在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潘东周已决心以死相抗。面对妻子廖素丹与弟弟潘薪传的屡次劝告，他坚决拒绝逃生。他紧握双拳，断然表示，自己绝不逃离。在这最后的时刻，他选择与妻子及两个稚嫩的儿子共度时光，那时，长子已三岁，次子不过周岁。终是泪眼朦胧，他与家人告别，叮嘱妻子在他离去后，速速携子回乡避难。
潘东周配偶廖素丹。
在张学良的不懈努力下，局势一度拖延了近一个月。然而，此时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杨青林竟背叛了组织，他泄露了潘东周的真实身份，揭露了其作为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红色间谍的事实。潘东周曾向中共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如今他的身份已完全暴露无遗。
蒋介石随即亦发来急电，严令张学良即刻对潘东周执行死刑。张学良在收到此令后，仍旧抱着一丝侥幸，寄希望于蒋介石能够开恩。他回复电报，恳求蒋介石宽恕潘东周的罪责，称其“精通六国语言，才情横溢，此类人才在中国可谓凤毛麟角”。然而，蒋介石不为所动，接连发出数封电报，不仅催促行动，还指责张学良防范不周、执法不严，并特地指定参谋长钱大钧亲自监督行刑。
潘东周面临危机，张学良无奈相见，告知：“委员长怒火中烧，其怒不可挡，我无力保你周全，你还有何未竟之事需处理？”潘东周面色如常，气定神闲。他当夜挥毫写下三万余字的自述，详述脱党后的心灵折磨，以及重新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的历程。文中详细阐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他加入共产党的原因；对黎天才受牵连表示遗憾；最后请求将妻儿送回故乡生活。张学良阅读此自述后，对潘东周的经历和身处困境仍能镇定自若的气度深感敬佩。
1935年3月3日，夜幕低垂，潘东周于武昌徐家棚遭受了暗杀，终年29岁。据一位目睹行刑的国民党军官事后回忆，潘东周在走向刑场之际，神态自若，镇定从容，面容不改，双手一背，示意刽子手进行捆绑。转身后，他直面指向自己的枪口，毫无惧色，仿佛视死如归。
潘东周的长子潘湘生（站立于右方）与次子潘平生（位于左方）于1953年12月留下的一幅珍贵合影。
遵循潘东周的遗愿，张学良慷慨赠送了一笔路费，协助其妻儿返回故乡。对于曾亲手处决潘东周的遗憾与愧疚之情，张学良始终难以释怀。他曾向中共党员刘鼎倾诉：“杀害朋友是最不应当的行为，也是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潘东周案件爆发后，中共北方局特科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系也由此告终。
1949年，武汉宣告解放之际，周恩来总理亲自发电报至武汉，明确指示务必寻找到潘东周的家属，并给予烈属的待遇。面对悲痛与艰辛，廖素丹含泪忍痛，独自抚养两个幼小的孩子。为了维持生计，她曾担任清洁工、保姆、店员、保管员以及小学教员等职务。在生活陷入困境时，她甚至变卖了家中的财产，包括潘东周在婚礼上赠送的纪念品，艰难地支撑着家庭。直至武汉解放，廖素丹被军管会安排至湖北省图书馆工作。其后，她的两个儿子也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应征入伍。1976年，廖素丹因病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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